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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寻找花瓶<!--:-->

　　在游戏治疗中和孩子关系的发展，就像是走进了一间黑漆漆的屋子，在这间屋子里有一个漂亮且贵重的花瓶。我知道花瓶就在房间的某个地方，于是很想找到它，这样就可以知道它的样子，并欣赏它的美丽。出于这个原因，我不会再黑房间里大步地走动，而是会小心地摸索，以求找到花瓶的位置。我也不会挥舞着手臂去接近它，以免意外的把它打碎，这样的行为实在是粗心大意。我会小心翼翼的进到那个屋子里，首先站稳脚跟适应周围的新环境，然后试着去估计这个屋子的大小，并集中精力感受周围物体的存在。适应了刚开始的黑暗以后，我就开始轻轻的检查屋子里可以被利用的地方。我缓慢的移动，开始和这个屋子里的事物变得熟悉起来，我的心和眼睛渐渐的“看清”我在这个屋子里的体验和感受。这时的我集中全部精力去感知和触摸花瓶的存在。即使一段时间之后依然没能找到花瓶，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向和动作速率，更不会换个方式趴在地上胡乱摸索。我知道花瓶就在房间的某个地方，所以我还是要依靠极强的耐心和细微的感受来寻找它。我并不急于发现它，而是一直耐心的坚持，并且通过努力去得到它。最后在我一只手的轻轻移动下，我终于摸到了一些东西，我非常确定，花瓶就在这里。这时的我感到很放松、很愉快，充满了期待和好奇。之后，我的手轻轻地摸着花瓶，感觉它的形状和美丽，在我心中为它描绘一幅画卷。游戏疗法中与孩子相处的经历就像是寻找花瓶的经历。接近、分享、触碰孩子脆弱的情感世界的原理也如同寻找花瓶一般。 摘自《游戏治疗》第5章第65页 (美)加利·兰德雷斯(Garry L.Landreth)/著，雷秀雅、葛高飞 /译

<!--:zh-->存在-人本主义研讨会的一点感想<!--:-->

文/ 徐鹏 　　2014年6月4日，我参加了深圳存在主义大会，并参加了后续组织的三天存在-人本主义工作坊。 　　蒂利希（Tillich）在他的书《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中提议，要真实地拥抱存在（或我们的生命），就必须要直面虚无（non-being）这一现实。对一个人来说，直面死亡不仅必须承担肉体生命的终结，而且还需要面对虚无的可能性。虽然这种虚无的可能性并不否认死后可能有生命，但是它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存在（being）。 　　但是在咨询中，我发现，许多人面对生活的困境， 都以为，只要找到解决我们问题的答案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只是在拼命寻找解决的办法。其实，这些问题不过是我们生活本身（存在）的一个线索，它让我们倍感困扰，但只要直面它，接纳它，追根溯源，就一定找到存在的答案。 　　这正像我在6月6号研讨会上的那个被督导案例，在我的这个案例里，呈现出了三种关系：来访者的亲密关系，我与来访者的关系，我与督导老师Michael Moats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同时出现进退两难的窘境。当我刚开始向Michael Moats老师提出：“不知如何进一步对来访者进行咨询”的问题时，我以为我在寻找咨询的方向，为此苦苦思索、一愁莫展。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对目标的渴望—-预设，使我对自己咨询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无视和视而不见。而这个咨询之所以出现进退两难的局面，恰恰就是我对自己无力感的不接纳和无视，让自己看不到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让我讶异和感受最深刻的是：在督导时，Michael Moats对我提出的问题坦然回答：“我不知道”。很形象的让我—在他身上看到我自己。由于他对自己无力感的直面和坦诚，让我也能坦然接受自己的无力感，明白自己的局限性并接纳自己的局限性。通过Michael Moats的一再询问、提示和演示，我回到了咨询的中心，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感受着自己感受，接纳了自己的无力感。于是我也欣然放下了自己纠结的问题，与自己的咨询问题同在。这种放下任何理论，放下任何学派，对个人的直接经验进行探索，正是存在心理学的出发点，也是罗洛 梅研究人的现象学倾向的方法。 　　这不正是我们在咨询中经常做的：奋力和来访者做斗争，期望将他们拉出困境，但这种奋力却让我们失去了对来访者本人真诚的关注和理解。人本–存在主义要求治疗者要进入患者的心理场、理解患者的存在情景；使患者体验到自己的存在。而我却丢失了这个咨询中心（傍其存在）—体验来访者的感受，与他们同在。在第一天的大会上，Todd DuBaose谈道，存在主义心理学的主旨就是：“为其存在，傍其存在，未及存在”。而我则是用自己的案例和督导实践，真真切切学到了这一课——傍其存在的意义和实质。 　　就像欧文 亚龙在《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一书中说到的：“我们治疗师所属的传统不但可以追溯到心理治疗的创始者佛洛依德和荣格，追溯到他们的先辈—-尼采、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还可以追溯到基督、佛陀、柏拉图、苏格拉底、盖伦、希波克拉底，以及所有其他伟大的宗教领袖、哲学家和医生。所有的这些人关注和救护着的是人类的绝望。”